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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久前刚刚召开了所谓的“民主峰会”,这是又一起与以往的全球化进程发生明显断裂的事件。当前拜登政府正以有别于其前任特朗普的方式,推进与特朗普时期相同的“事业”:逆全球化。“民主峰会”构造的是一个彼此区隔、相互芥蒂的世界,而不是全球化所需要的打破篱笆、增进往来的世界。这恐怕会成为未来较长时间内的一种“常态”,也标志着当今时代的特征已发生范式性变革。去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发生发展,也加剧了全球不同空间的隔阂,阻碍着全球化回归正常轨道。
以百年前的全球化潮流为鉴
在今天随全球化退潮而来的中美相争异常激烈、国际关系充满紧张、不少国家内政危机重重的时刻,很多人再次把眼光投向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想从100多年前的历史场景中为当代政治的变异寻找答案。
这并非徒劳。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曾详细考察了当时的世界变局,他认为19世纪的西方文明奠基于四种基本制度:维也纳均势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律性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这四种制度各有作用,但自律性市场更具基础性作用。然而,进入19世纪后期以后,在更加繁密的国际贸易和不断变幻的国家实力格局面前,这些制度不是左支右绌陷入崩溃,就是给社会生活带来严重问题。与之相似,二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近年来也在风雨飘摇,难以应对当代世界的时势变易。
20世纪晚期以来的世界,与19世纪后期一样经历了所谓自律性市场的大幅扩展,也重现了在缺乏有效治理的情况下资本运动对以往社会结构的摧毁和对国际秩序的破坏。当然,同时也要看到,国家仍然是相对独立于资本的存在,在资本运动搅乱政治秩序的同时,国家间的竞争也因彼此之间实力关系的变化而加剧。当代世界的和平护持,已面临重大挑战,很多国家在维护社会和谐上也陷入巨大困难。
这种向坏局面的形成,源于战后历史结构日趋裂痕累累,想在短期内对它进行修复或推动产生新的时空结构,都很困难。为避免更坏局面的出现,构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推动对资本运动的有效规制,都殊为重要。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的人类经历,仍是最好的今日之鉴。一战发生前,经济全球化在欧洲发生逆转,原有的欧洲协调体系分崩离析,世界急需新的国际制度安排。一战结束后,一些大国曾试图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解决当时的全球性问题,但因缺乏共识,这一机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当时世界的主要大国,曾纷纷寻找新的国内和国际问题解决方案,美国是威尔逊主义和罗斯福“新政”、苏联是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德国则是国家社会主义,当这些“主义”同时出现时,不仅在国家治理而且在全球治理上,都发生了多种理念或方案间的竞争。
逆全球化过程中的范式之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再次进入一轮全球化潮流。过去40年间,各国政策总体来说是发展主义和福利导向的,发达国家的关注点是建构“幸福共同性”的后现代社会和进一步完善福利制度,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谋求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生活水平。
时至今日,一些人认为全球化在经济上的好处已到尽头,在社会和政治上的负面效应已处于大量释放期,它表现为贫富分化和经济不平等现象严重加剧、国家作为利益共同体正陷入撕裂、社会反抗变得越来越激烈。这场带有全球性质的危机也在印证部分人的观点:全球化在经济上是利好,但在政治上可能是有害的。
当前的新冠疫情不会“终结全球化”,但会进一步逆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模式,也会加剧之前就已出现的全球化危机。随逆全球化而来的贸易、产业、资金、技术和人员流动的重组,会进一步给一些国家带来就业、民生等方面的严峻挑战。
对这些问题,以往的发展主义思路已经不敷其时,而需采取一定的社会保护措施。它不意味着不再追求经济发展,而是对经济事务的考虑需更多地以保护社会为前提。也正因此,过去多年强调的“效率优先”不再是最适宜的选择。
直面“双向运动”的重现
全球化的“过度”与逆全球化过程中的病急乱投医,都在给今天的人类生活带来巨大风险和挑战。
需要认识到,在物质供给极大丰富、科学技术空前发展的今天,人类生活的确定性相比以往不是增强,而是更加减弱了。相比二战刚结束时世界总体来说还是农村社会,如今城市社会已居主体,但在城市里享有的便利有多大,人类生活面对的脆弱也就有多高,因为对非自力更生性物质、资源的依赖,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空前强化了,这样的社会更加难以经受全球化的中断。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再次“全球性地”拉大了贫富差别、加剧了阶层分化,以往它的负外部性大部分被农村承载,而今在城市出现的问题已只能在城市解决,城市生活空间的脆弱性显著增大。构想出新的措施来应对人类生活的脆弱性,安抚好全球化中的利益受损者,保护社会秩序不至于因“逆全球化”而失常,在今天这个时代重新变得极为重要。
波兰尼曾提出资本运动中的“双向运动”:一个是资本主义商品化在全球扩张的运动,另一个是为了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反对资本主义商品化的社会运动,这是两种共生但反向的运动。过去几十年间,人们看到的主要是前一个运动,而自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第二个运动已越来越频繁醒目地进入人类生活。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和理解这种变化。(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